来自 bf88必发 2018-03-01 19:26 的文章

刺客聂隐娘》的美术指点想谈谈这个工作以及和

  (原标题:《刺客聂隐娘》的美术指导,想谈谈这个工作以及和侯孝贤合作究竟是怎样的感受)

  侯孝贤拍了一辈子电影,直到今年,才第一次尝到了影片在内地公映的滋味。就冲这一点,很多人去电影院看了《刺客聂隐娘》。它节奏慢、台词少,中途离场的观众不少,觉得它“太文艺,太侯孝贤”了。喜欢的人则能看个四五遍,努力揣摩着影评人口中聂隐娘“疲惫的、厌倦的、不知所踪的美”。

 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,这无非是一个冷静克制的古代故事。风美人美,青鸾舞镜很美,但在唐代时光里浸淫2小时后,影片结束了,我们抖抖落在大腿上的零食渣,又得回到忙碌的现实中去——只有在未来的某些时刻,这个刺客故事才可能不经意地浮现。而对于影片的美术指导、造型师黄文英来说,聂隐娘的故事却在她生命里扎根了整整十年。

  黄文英第一次听说侯孝贤要拍《聂隐娘》,是在1998年。那是她作为美术指导和侯孝贤合作的第四个年头,那一年,侯导的《海上花》刚刚在台湾上片,黄文英也凭借《海上花》赢得了金马奖的最佳美术指导。拍完《海上花》后,侯孝贤提出想拍唐传奇中许多女性的角色,他举了“三红”的故事:红拂、红线、红绡,并说到聂隐娘很幻逸,很适合拍武侠,可以先拍这个,要黄文英先找来研究研究。从那个时候,聂隐娘的故事便进入了她的生活。

  准备拍聂隐娘,侯孝贤自己也做了很多功课。他先是在家闭关一年,研读各种唐代史册,等到朱天文和谢海盟加入编剧工作,已经是2009年的夏天了,这时第一版故事大纲才出来。黄文英感觉可以开始筹备了,就招聘了三名助理先开始绘制草图——一名美术,叫晏孜;服装设计师是吴洁;还有一位道具助理,叫吴顺淇。没想到从准备到杀青,一晃又是六年时间。在这漫长的准备时间里,黄文英处处留意与唐代有关的事物,还随时阅读着不断修改的剧本。

  如果把拍一部片比喻成做菜,那导演是大厨,美术指导、服装设计师所做的工作就是备料。

  电影美术涵盖的工作很繁杂,简单来说,美术指导负责的是布景设计,从前期的勘景、搜集资料、道具准备、布景,到拍摄现场的监督、后期的跟进等等,工作很琐碎,却在电影中有着重要的位置。在《刺客聂隐娘》中,黄文英不仅仅是美术指导,还兼任服装设计。在开拍前漫长的十年时间里,黄文英的工作当然不只有《聂隐娘》,她是台湾三视影业的总经理,也会接一些电影的工作。但她平日的作品不多,选择导演和工作时很谨慎,空闲的时候,她会去受到唐代影响过的国家旅行,或者在台北故宫图书馆一坐就是一下午,阅读唐代相关的素材。

  勘景则是电影美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在开拍前,《聂隐娘》大陆的制片会事先寄来照片让导演参考,导演、摄影师和美术指导会去复景。为了给影片寻景,黄文英跟随导演跑遍了台湾、去到了日本京都,还去到了内地湖北、内蒙等地带。最终,为了方便,大部分内景搭建在了台北的中影古城区,为了创造自然的风河光线,他们选择内景外搭,建造了两栋仿唐斗拱高台式建筑,全片十几个室内场景,都是在这两栋建筑里拍摄的。这就对布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——黄文英和助理们需要运用帘幕、屏风、隔断去营造不同的空间,其实这十几个场景都在同一个屋檐下!

  更要命的是侯孝贤不喜欢在开拍前画分镜图,由于事先不知道镜头的位置,美术在做场景设计时得做好全视角的准备,除了区隔出空间,还要预留出摄影机移动的位置。

  “如果在现场和侯导有了意见分歧,他通常有种六亲不认的霸气,即使勉强按我们的意思拍了,后期剪辑的时候他也决不会用。”黄文英笑着说。

  具体到工作流程上,开拍的前三天,黄文英带领的小组会把所有的场景布置好,导演走一圈儿,如果他觉得哪里需要调整,那就现场调整。调整完了就交给摄影组和灯光组去打光。三天前看场地的时候,侯导通常还没有看到光的部分,稀里糊涂说OK,说完就走掉了。等到摄影师打完光、要开拍了,侯导一看和想象中的不一样,又要做调整。

  这稍微一动,就像是推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,牵一发而动全身,全员都得再动起来。黄文英和助手还得在旁边盯着那些蜡烛,哪个灭了或燃尽了就赶紧点上。

  按照导演的意思重新布置好后,终于开拍了,进来一阵风,蜡烛又被吹熄了。侯导有时会发起火来,“我自己来!”说罢就拿着火源自己去点蜡烛。这时全组都很安静,因为导演生气了。好在最终黄文英和助手们的工作完成的不错,在最终剪辑出来的影片里,透过层层帐幔,风吹动时有着十分自然的效果。有观众感慨,这电影的最佳主角应该颁给帘幕和流动的风啊。

  和很多剧组一样,组员们对侯导的感情是又爱又恨。因为导演作为创作者,往往很主观,对一些东西也很坚持。在拍摄中,侯导是以即兴闻名的。古装戏通常是没法即兴地随勘随拍的,因为布景、服饰、灯光、化妆比较复杂,但侯导往往是不理的,拍摄《聂隐娘》的时候,只要当下决定要拍,大队人马随即前往。湖北大九湖就是一例,那里山地貌美,高山湖泊极为罕见,侯导被美景震动,当即决定开始拍摄。

  但在《聂隐娘》的终剪版本里,拍摄的大量素材都被侯导剪掉了。对于侯导的行事风格,黄文英已经颇为熟悉。从1994年开始,她已与侯孝贤合作了20年。“我们精心准备的场景可能会被导演剪掉,可是你下次遇到他,又要有极大的勇气跟他做下一部片。”一会儿她又补充道,“我常常自我安慰,即使侯导没有剪进去,但我们布置的场景还是帮助了那些演员。它让演员真正融入到那个时代氛围里去。”有这些想法,和黄文英早年留学美国的经历有关。早在二十几年前她师从剧场美术设计师李名觉的时候,李名觉就曾道出过电影美术的真谛——那时他一边放歌剧《莎乐美》(Salome),一边对学生们讲,“美术指导要像一个导演那样去思考”。

  除了勘景,在闲余时间,黄文英和助手们当然有必要熟读剧本。颜色是电影最直觉的视觉反应,读完剧本,黄文英直觉这部戏是黑色、金色和红色的。剧本里形容聂隐娘的衣服只有三个字,“一身黑。”这让人怎么去想象?黑色通常显示沉默、抗拒、执着和决绝,反映了隐娘的性情,为了让黑色显得有层次,黄文英和助手们增加了一些网状材料在其中,还加了一点红。剧中的许多造型则参考了唐代、五代的名画,人物的发型、服饰受到了《捣练图》《簪花仕女图》等名作的影响。除了人物性情,电影情节也被体现在了服装里。电影开头著名的“青鸾舞镜,悲鸣而绝”的故事很凄美,让黄文英很震动,她决定用双色金线将这一幕秀在嘉诚公主裙摆的外袍上。

  美术指导这种工作,通常是超前于时代的,需要对建筑、材质、服饰、时尚、电影的新技术有所理解,还得知道现在流行什么,什么已经过时了,消费者在想什么,什么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。它有时候倚靠直觉,有时候倚靠经验,最重要的则是审美的积累。就像黄文英曾在书里写的,“当下遇见的人事景物,不见得能立即对电影拍摄有所助益,先寄存在记忆槽里,总有一天派的上用场。”

  与侯导合作了近二十年,除了前面提到的《海上花》,二人合作的作品还有《好男好女》《红气球》《最好的时光》《千禧曼波》等等,谈到侯导,黄文英说的最多的是“他身上有股难以形容的气质和魅力,几乎是一种天赋。”她说侯孝贤言谈总是点到为止,从不赘述,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才有体会。

  这些年,作为同事,她感受到了导演的转变,“侯导一开始很忠实地讲传统故事,但后来不再满足于那些起承转合的故事技巧了。他现在更加关注人,弱化了情节,《聂隐娘》就是一个表现。他关注了人作为孤独的存在。”像是影评人史航说的,“侯孝贤花很长时间背对着观众,当他修行结束、转身的时候,力道就会出来。如果一个人总是正对着观众,那就是招财猫的形象了。”

  最近,台湾有一位研究生,毕业论文想写侯孝贤的电影美学,通过层层方式辗转联系到黄文英,想采访她。她欣然答应了,这让她联想起自己在美国求学的时光,那时她拿着奖学金在美国读舞台美术,毕业后去纽约谋职。开始一切都挺艰难,她有点儿想转行去做建筑,在两个选择间十分犹豫。终于她鼓起勇气,给美国当代剧场美术设计大师李名觉写了一封信,想寻求一个见面的机会。李名觉鼓励她继续留在自己的专业,她也得以真正接触到了剧场事务,开始了歌剧、百老汇的剧场服装设计生涯。

  没有当年投进邮箱的一封信,就不会有今天这一连串的故事。“我写信通常是很有力度的!”她笑着说。过去的这些年,她一共只写过两封,一封就是写给李名觉,这开启了她电影美术的职业道路;另一封则写给了一位先生,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。她其实很文静,接受《好奇心日报》采访的这天穿着白色的衬衣,很随意,讲话声也很低,连说到“力度”两个字的时候声音都是很低的。对她来说,写信或许是她表达意愿和动机最合适的方式了。她很强调动机,“一件事情,只有你很想完成它的时候,才会积极、认真地参与它。”所以现在她的工作安排的不多,对影片和导演的选择都很谨慎,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没有动机,哪来的作品。

  看看十年磨一剑的黄文英,再想想永远背对着观众的侯孝贤,把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,似乎都挺适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