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自 新闻中心 2018-03-01 19:26 的文章

小津安二郎的“B面

  小津安二郎北镰仓圆觉寺的墓碑上的墓碑上仅有一个“无”字,代表了他对人生的一种态度,禅宗式的、否定的、空无的。但你知道这个“无”字是怎么来的吗?是他作为侵华日军到中国时,一个中国的和尚写给他的。

  根据佐藤忠男的《小津安二郎年谱》,1937年9月10日,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没多久,已经在日本拍摄了36部电影的小津安二郎作为陆军步兵少士应征入伍,隶属华中派遣军直属军部野战瓦斯部队第二中队(1938年6月后升为中士)。

  小津参战,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广泛关注,事实上在日本起到了非常不好的负面示范作用:小津是红人,他都参军,而且直接去前线拼命,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参军?田中真澄在《小津安二郎的周游》中写,小津宣布参军后,东京举办了盛大的告别宴会,各路明星都被动员起来,稻垣浩

  (《宫本武藏》和《无法松的一生》的导演)专程从京都赶来,为他们送行。

  在战争中,很多日本名人主动参军报效国家,像菊池宽、林芙美子(成濑巳喜男《浮云》的原作者)、梅原龙太郎等等,都受到天皇恩典,知道都是手无缚鸡之力之辈,所以在战场上晃一圈,回去写两篇文章交差就好。小津不一样,作为基层士兵,小津直接参与了与中国军民面对面的厮杀。在战前,小津在日本已经颇有名气,昭和五年(1930年12月),27岁的小津拍摄了《大小姐》,被选为《电影旬报》十大佳片第三名,翌年8月,他的《东京合唱》继续这样的成绩,1932年他的《我出生了,但……》、1933年《心血来潮》和《浮草物语》都被选为《电影旬报》十大佳片第一名,连续三年蝉联冠军,小津的声望达到顶峰,被认为是日本影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他完全可以走走过场就是了,或者像林芙美子一样,认同日本侵略就鼓吹一下,但是在瓦斯毒气部队,很难说他没有放过毒气。

  小津参加侵华日军并不是他第一次入伍,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,小津就曾经多次入伍。大正十三年(1924年12月),21岁的小津作为现役志愿兵,入近卫步兵第四联队,但是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装病,并于第二年11月以少士军衔退役。

  第二次入伍是在1927年9月15日,此时小津已经拍电影,他放下了即将完成的《忏悔之刃》应招入伍,入伊势久居步兵33联队第七中队。未完的摄制工作,由斋藤寅次郎继续完成。

  第三次就是1937年他参加侵华战争。但1939年7月16日,他就从中国返回日本,退役了。可是1943年6月,小津以陆军报导部电影班成员的身份第四次参加,开往南方战线,同去的还有同为电影同行的山本浩三等人。参军的目的,却是拍摄一部电影,叫《遥远的父母之邦》,但实际上,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根本无法拍摄,大多数时间,他们都逗留在新加坡。就是在新加坡,小津观看了当地没收的大量美国电影,包括弗莱明的《乱世佳人》和奥逊·威尔斯的《公民凯恩》。此时,他还构思“印度独立运动”的纪录片,这个所谓的日本独立运动,其实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,他还专门去印度会见了印度傀儡政权的领袖钱德拉·鲍斯。日本战败后,小津烧毁了此前拍好的不少胶片,被关入英军的日本战俘营。12月,小津作为一批战俘被遣返,未受到法律制裁。

  热衷于军队的小津和电影中那个平淡空无的小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

  打了那么多仗,小津也不是没想过要拍战争片。他说:“体验战争以后,才有制作真正的战争片的自信。从现实的战争来看,过去那段通过导演的扩音器描绘未知世界的经历,有种不值一提、不痛不痒的感觉。实际参加战争,得到了珍贵的体验。如有生还之时,我想以这体验为基础,制作写实的电影。”

  但相较于冈本喜八的《肉弹》、今村昌平的《黑雨》、黑泽明的《我的青春无悔》这样明确的反战电影,在小津的作品里几乎没有,因而说他认真反思战争是很牵强的。

  他有的是对战争的怀念。1941年,他写了篇文章,叫《怀念跳蚤》,那时,他已经从中国退役两年,半夜被跳蚤咬醒,他居然说“无端怀念起当时的美丽风景和感到爱恋的跳蚤。”说他在战时,在一大片油菜花田里,“澄蓝的天空、蜿蜒前进的部队。这是一幅美丽的风景”“在美丽的人流中,也有我一个。”这时,他被一只跳蚤咬了,他的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爱恋,他想,这只跳蚤一定是在某处目睹了他的战友的阵亡而来,所以他一定要竭尽全力,用尽耐性,努力把这只跳蚤从油菜花田里带到南昌,而不是拍死它。

  在他的日记中,关于战争的部分,他曾经写上“禁公开”字样。不过这些日记后来还是以“全日记·小津安二郎”的标题出版了,田中线年编辑,收录了小津保留的自1933年至1963年小津去世前四个月32册日记本中的内容。

  在电影中,小津刻意回避战争,光看他的电影,给人一种印象,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参与到战争之中似的。战争被小津从记忆中抹去了。而事实上,他随部队一直转战中国的华中各地 (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),参加过包括淞沪会战、台儿庄战役在内的各种战斗。他在长江撒过毒气,1939年3月,日军以迫击炮的方式集中发射化学兵器,炮弹里填的是二苯氰胂,向着修水河南岸的二公里处的陈庄、王谷岭、刘庄、高岭山等重要场所发射了三千多发毒气弹,造成中国军队大量伤亡,阵地失守。

  小津也曾说出这样的话:“看到这种中国兵,一点不会想到那是人。就像什么地方都能看到的虫子。从他们身上无法承认人的价值,只不过是狂妄地反抗的敌人,不,看上去就像是个什么东西,再怎么扫射,也心平气和。”(《小津安二郎战场谈》,《大陆》杂志1939年9月号)

  这与我们熟悉的小津相差甚远。1938年,他的好友、电影导演山中贞雄在战斗中病死,他没有震惊;1939年,他回到日本,拍摄的第一部电影,是《茶泡饭之味》,最最恬淡,最能代表小津和日本精神的电影。菊与刀的两面,在小津身上体现得最为分明。

  就像早年,16岁时的小津经常坐火车到名古屋看美国电影,特别热衷于美国电影,根本不看日本片。怎么后期,在美国电影的坟墓上,开出了一朵小津安二郎之花,低机位,静止,长镜头,和美国好莱坞电影的镜头处理完全背道而驰,你看不到一点美国电影的影响,就像看不到一点战争对他的影响一样。

  田中真澄在《小津安二郎的周游》中写:“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当了一年志愿兵后,获得陆军步兵伍长的军籍,一旦有什么情况,就要当仁不让地承担起‘大日本帝国’军人的职责。”表面上,他是菊花,但是骨子里,他是大日本帝国的武士。

  小津在战场上的表现很显然是一名积极分子,他所在的部队长官给他的母亲小津麻惠写过一封信,信中有这样的线;现在,安二郎的身心都很健全,作为某部队的前任小队长,领导、管理士兵,其健全的精神和强劲的意志是众士兵的楷模,无论作为安二郎自己还是身为一名小队长,都犹如获得了百万同伴一样,感到力量倍增。

  他所在的部队,就是松井石根部队。松井石根,1937年指挥日本中支派遣军攻陷中国首都南京,在入侵上海、南京的事件中造成了震惊中国的南京大屠杀,之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定为甲级战犯,战后被处以绞刑。

  南京大屠杀后,小津来到南京,随后,他给在新兴东京的前辈沟口健二写信。附带寄上了南京鸡鸣寺主持的这张“无”字,字写在一张美浓纸上。富有戏剧性的是,沟口健二写了个“有”字,作为答复,把这意味深长的禅的问答回答了回去。

  在信中,他隐去了括号中的“南京”等字样。那么,最重要的问题,小津是否参与了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的南京大屠杀?

  日本电影学者四方田犬彦说:“生于1903年的小津是否参与了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问题,在日本是讳莫如深的。但在美国,这是受到认真关注的一个问题。去年,一位和大学学院派研究无关的‘业余’电影研究家出版了一本有关小津战争体验的书。读过此书对这个问题会有一个大概了解。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几年,小津以日本陆军士兵的身份在中国大陆度过,中间曾经回过日本一次,1941年又在被日军占领的新加坡度过了一段时间。从结果来看,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不在现场。”

  如果是松井石根的部队,照理说打过上海之后,小津就应该随部队去南京。我们看田中真澄的《小津安二郎周游》,说他给沟口健二的这封信刊登在1938年8月27日《东京朝日新闻》上,题目是“在战场与后方/令人难忘的禅问答/对出自小津导演的无/沟口导演摇头说不”。这封信是1938年8月才写的吗?38年8月18日《报知新闻》晚报“从战场到后方”栏目刊登小津安二郎的信件,是他4月11日寄给野田高梧(《秋刀鱼之味》等众多重要作品的编剧),那么这封信完全可能在4月甚至更早写成。不过我在关口良一的《小津安二郎年谱》中找到了答案,小津迷们可以松一口气:“1938年的6月1日,小津晋升为军曹(即中士),同月26日-9月6日,驻扎在南京。出发前拜访佐藤周二。”

  尽管如此,小津安二郎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是毫无疑问的事。当然,电影是电影,我也无意因噎废食,但只是想说出小津的另一面。